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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案例:中日貿易大戰

來源:大律師網 法律知識 時間:2018-10-02 瀏覽:0
導讀:200年4月23日,日本政府以進口激增對國內工業造成嚴重損害為由,對大蔥、鮮蘑菇、藺草席三種主要來自中國的農產品啟動臨時保障措施,實施配額管理,對中國向日本出口的大蔥、鮮蘑菇、藺草席這三種農產品對日出口的超過
200年4月23日,日本政府以進口激增對國內工業造成嚴重損害為由,對大蔥、鮮蘑菇、藺草席三種主要來自中國的農產品啟動臨時保障措施,實施配額管理,對中國向日本出口的大蔥、鮮蘑菇、藺草席這三種農產品對日出口的超過限額(即997至
999 年3年年均對日出口量)部分分別征收256%、266%和06%的關稅。作為應對措施,6月22日中國對原產于日本的汽車、手持和車載無線電話機、空調開始加征稅率均00%的特別關稅。此后,兩國又在其他方面進行了相互禁止。目前,中日雙方正在就兩國貿易爭端進行談判。 日方聲稱它實施的措施是嚴格按照《保障措施協議》等WTO的有關規則操作的。但是,日本即使是利用《保障措施協議》作為幌子,它的措施仍然是坫不住腳的。以下有關分析,可以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保障措施協議》。 ()日本的措施違背了WTO非歧視原則,非歧視原則是WTO的基本原則。 日方在進口設限產品中采取國別歧視,選擇的三種農產品90%以上來自中國,而對主要來自WTO成員國的進口激增的農產品不予調查。日本農水省最初提出設限調查的產品,還包括番茄、青椒、洋蔥三個品種。根據日方統計,從9%年到2000年,日本番茄進口增加了26倍,青椒進口增加了307%,洋蔥進口增加了65%,進口主要來自三個WTO成員國,盡管日本國內這些商品的價格受到了明顯影響,但日方始終均未啟動調查。這表明日本從一開始就未能做到其自稱的一視同仁,日本對從中國進口的農產品給予歧視性。 (2)日本的措施的實施條件不符合《保障措施協議》的規定。 第一,進門增加。《保障措施協議》第2條第款規定,一成員只有在以下情況下才可以實施保障措施:該成員根據相關規定確認,輸入其領土的產品,就國內生產而言絕對或者相對地大量增加,并在此條件下對國內生產相似或直接競爭產品的工業造成了嚴重損害或者嚴重損害威脅。 農業在日本屬于夕陽產業。由于農業缺乏競爭力,日本政府對農業實施了多種保護政策,非但未能解決根本問題,反而加劇了日本農產品價格的居高不下。同時,日本市場流通環節過于復雜和僵化,蔬菜從生產到消費必須經過生產、上市、批發、零售、消費等諸多環節,這進一步抬升了農產品價格。日本是全世界農產品價格最高的國家,這理所當然地給農產品進口提供了市場空間。 由此可見,日本三種農產品產業不景氣的直接原因,是日本工業結構不合理、農業缺乏競爭力造成的,是日本農業缺乏比較優勢的必然結果,是具有全局性和普遍性的,絕非短期內進口增加所導致的個別情況。因此,日方使用保障措施不具備WTO所規定的最基本條件。 第二,因果關系。第4條第2款(b)規定,除非根據客觀證據證明有關產品進口增加與嚴重損害或嚴重損害威脅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否則不得做出 (a)項所指(即嚴重損害)的確定
如進口增加之外的因素正在同時對國內工業造成損害,則此類損害不得歸因于進口增加。 日方僅向中方提交了在進口增加和工業不景氣兩方面的統計數字,而沒有提供客觀、公正、有說服力的調查結論,也未向中方論證進口增加與工業損害之間存在的因果關系,而這些都是《保障措施協議》規定實施保障措施所必不可少的。 (3)日本的措施不符合《保障措施協議》有關調查的規定。 《保障措施協議》第3條第款規定,保障措施調查應包括向所有利害關系方做出合理公告,舉行進口商、出口商和其他利害關系方可提出證據及其意見的公開聽證會或提供其他適當方式,包括對其他方的陳述做出答復并提出意見的機會,特別是關于保障措施的實施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意見, 日本在這一點上不合理的地方在于:第一,在日本國內實施調查的范圍極其狹窄,未能充分征求有關利害方的意見,對外則根本沒有聽取出口方的意見,所以這個調查結果根本不可能做到客觀、公正、實事求是;第二,日方公布的調查結果在諸多關鍵問題上的論據和淪證含糊其辭,甚至自相矛盾,不僅中方無法接受,連諸多WTO成員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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